林奶奶

杨绛

林奶奶小我三岁。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,她忽然到我家打门,问我用不用人。我说:“不请人了,家务事自己都能干。”她叹气说:“您自己都能,可我们吃什么饭呀?”她介绍自己是“给家家儿洗衣服的”。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一次衣服。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。有人只因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。林奶奶大大咧咧地不理红卫兵的茬儿。她不肯胡说东家的坏话,大嚷:“那哪儿成?我不能瞎说呀!”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,就请林奶奶去做零工。

我问林奶奶:“干吗帮那么多人家?集中两三家,活儿不轻省些吗?”她说做零工“活着些”。这就是说:自由些,或主动些;干活儿瞧她高兴,不合意可以不干。比如说吧,某太太特难伺候,气得林奶奶当场左右开弓,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。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孩子的屁股,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。据说,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的时候把钟拨慢“十好几分钟”(林奶奶是论时记工资的),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!林奶奶干了这一行,受委屈是家常便饭,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,并不随便告诉人。她有原则:不搬嘴弄舌。

她倒是不怕没有主顾,因为她干活儿认真,衣服洗得干净;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,分文也不肯占人家的便宜。也许她称得上“清介”“耿直”等美名,不过这种词儿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。人家只说她“人靠得住,脾气可倔”。

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,一年来,一年去,背渐渐地弯得直不起来,不到六十已经驼背,身上虽瘦,肚皮却大,其实那是徒有其表。只要掀开她的大襟,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。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,小襟上都钉着口袋,一个、两个或三个:上一个,下一个,反面再一个,大小不等,颜色各异。衣袋深处装着她的家当:布票,粮票,油票,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。她分别放开,当然都有计较。我若给她些什么,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两只大别针,或三只小的,才保住东西不往外掉。

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。她的丈夫早死了,她是青年守寡的。她伺候了婆婆好多年,听口气,对婆婆很有情意。她有一子一女,都已成家。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。女儿呢,据说是“他嫂子的,四岁没了妈,吃我的奶”。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。她另外还有嫂子,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一双棉鞋。

林奶奶得意扬扬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,一再强调鞋子是按着我的脚寸特制的。我恍惚记起她哄我让她量过脚寸,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。我谢了她,领下礼物,就让给默存穿。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,连阿圆都穿不下。我自己一试,恰恰一脚穿上,正是按着我的脚寸特制的呢!那位嫂子准也按着林奶奶的嘱咐,把棉花絮得厚厚的,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。簇新的白布包得厚厚的,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,比牛皮底还硬。我双脚穿上新鞋,就像猩猩穿上木屐,行动不得;稳重地站着,两脚和大象的脚一样肥硕。

林奶奶老家在郊区,她在城里做零工,活儿重些,工钱却多。她多年省吃俭用,攒下钱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,花了一二千块钱呢。恰逢文化大革命,林奶奶赶紧把房“献”了。她深悔置房子“千不该、万不该”,却倒眉倒眼地笑着用中间三个指头点着胸口说:“我成了地主资本家!我!我!”我说:“放心,房子早晚会还给你,至少折了价还。”我问她:“你想‘吃瓦片儿’(依靠出租房屋生活)吗?”她不搭理,只说“您不懂”,她自有她的道理。

我从干校回来,房管处已经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,另赔了一间房给她——新盖的,很小,我去看过,里面还有个自来水龙头,只是没有下水道。林奶奶指着窗外的院子和旁边两间房说:“他住那边。”“他”指拆房子又盖房子的人,好像是个管房子的,林奶奶称为“街坊”。她指着“街坊”门前大堆木材说:“那是我的,都给他偷了。”她和“街坊”为那堆木材成了冤家。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,却从自己房间直通街道的小门出入。

她曾邀一个亲戚同住,彼此照顾。这就是林奶奶的长远打算。她和我讲:“死倒不怕,”——吃苦受累当然也不怕,她一辈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吗——“我就怕老来病了,半死不活,给撂在炕上,叫人没人理,叫天天不应。我眼看着两代亲人受这个罪了……人说‘长病没有孝子’……孝子都不行呢……”她不说自己没有孝子,只叹气说“还是女儿好”。不过在她心目中,女儿当然也不能充孝子。

她和那个亲戚相处得不错,只是房间太小,两人住太挤。她屋里堆着许多破破烂烂的东西,还摆着一大排花盆——林奶奶爱养花,破瓷盆、破瓦盆里都种着鲜花。那个亲戚住了些时候走了,我怀疑她不过是图方便,难道她真打算老来和林奶奶做伴儿?

那年冬天,林奶奶穿着个破皮背心到我家来,要把皮背心寄放在我家。我说:“这天气,正是穿皮背心的时候,藏起来干吗?”她说:“怕被人偷了。”我知道她指谁,忍不住说道:“别神经了,谁要你这件破背心呀!”她气呼呼地忍了一会,咕哝说:“别人我还不放心呢。”我听了忽然聪明起来。我说:“哦,林奶奶,里面藏着宝吧?”她有气,可也笑了,还带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好意思。我说:“难怪你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。把你的宝贝掏出来给我,背心你穿上,不好吗?”她大为高兴,立即要了一把剪刀,拆开背心,从皮板子上揭下一张张存款单。我把存单的账号、款项、存期等一一登记,封成一包,藏在她认为最妥当的地方。林奶奶切切叮嘱我别告诉人,她穿上背心,放心满意而去。

我的旧保姆回北京后,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,不过常来我家做客。也许觉得孤身住在城里不是个了局,她换了调子,说自己的儿子“好了”。连着几年,她为儿子买砖、买瓦、买木材,为他盖新屋。是她儿子因为要盖新屋,所以“好了”,还是因为他“好了”,所以林奶奶要为他盖新屋?外人很难分辨,反正是同一回事吧。我只说:“林奶奶,你还要盖房子啊?”她向我解释:“老来总得有个窝儿呀。”她有心眼儿,早和儿子讲明:新房子的套间——预定她住的一间,得另开一门。这样呢,她单独有个出入的门,将来病倒在炕上,村里的亲戚朋友能经常去看看她,她的钱反正存在妥当的地方呢,她不至于落在儿子、儿媳的手里。

林奶奶的背越来越驼,干活儿也没有多少力气了。幸亏街道上照顾她的不止一家。她又旧调重弹“还是女儿好”。她也许怕女儿以为她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了,所以告诉了女儿自己还有多少存款。从此以后,林奶奶多年没有动用的存款,不久就陆续花得只剩了一点点。原来她又在为女儿盖新屋。我最后一次见她,她的背已经弯成90度。翻开她的大襟,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,上面却别着大大小小的别针。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,不知什么病,吐黑水——变黑的血水。街道上把她送进医院,儿子得信立即赶来,女儿却不肯来。医院的大夫说,病人已经没有指望,还是拉到乡下去吧。儿子回乡找车,林奶奶没等到车来,当晚就死了。我相信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运的事,显然她一辈子的防备都是多余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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